“可悲的替代品”发生在这样的场合：制造商们屈从于激进分子的要求，用被证明为质量较次或实际上还有害的组分或生产方法替换掉原先的。其结果可能是陷入一个泥沼：消费者不满意，损害制造商的品牌并引发产品责任的诉讼。

许多推测为很注重健康的消费者购买商品时选择有“无双酚A”或“非转基因”等标签的，他们所得到的可能比他们指望的要少。不仅许多用量很少的响亮成分十分安全，制造商出于满足消费者的需要的渴望，有时还会用一些被证明为质量较次或实际上有害的组分或生产方法来替代原来的。

虽然上述现象主要归咎于激进分子和媒体散布没有根据的公众恐慌，但最近一项学术研究表明，产品制造商本身可能一直在利用虚假的产品担忧，并驱使消费者承担更大的健康风险。

有一篇研究报告题为“‘可悲替代物’的心理学：审视消费者对双酚A及其替代品的判断”，透过产品标签的棱镜来探究消费者是如何评估BPA与它的替代品相比的风险的，BPA是许多塑料的化学组分，用于食品罐头的内衬以避免细菌污染。研究报告发现，实验的被试者“购物导向受人们的知识影响较小，而受他们了解（不同信息）的次序影响较大。尤其是，人们似乎将科学证据与争议调和起来的情况，视作与完全没有科学证据的情况相类似。

BPA的安全性还在争议之中，尽管这种争议大概早就应该结束了。经年累月不断进行的研究和FDA进行的反复评估已经做出结论，BPA在正常使用时事实上是安全的。正如欧洲的食品监管机构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刚刚发布的报告所说的那样。

EFSA对于双酚A(BPA)暴露和毒性的全面再评估的结论是，BPA在目前的暴露水平下对任何年龄组的消费者都不构成健康风险（包括未出生儿童、婴儿和青少年）。饮食暴露或各种来源的综合暴露（饮食、灰尘、化妆品和热敏纸）都低于安全水平很多。

那些“安全水平”本身在法规制定者设立时是非常保守的,以提供很宽的安全边际。但是看起来没有任何数量的证据能够使激进分子满意，而且在他们的坚持下，许多制造商已经从他们的产品中去除了BPA。

这篇文章的标题指出了一个事实，BPA常常被其他的一些化学品所替代，而对这些化学品研究的较少，它们对健康的影响实际上并不知道。这一类情况就称为潜在的“可悲的替代品”，因为替代材料实际上可能比它替代掉的材料更差。

尽管有压倒性的证据以及法规制定者的支持，说明目前对BPA的使用是没有危害的，但是散步恐慌的激进分子和一小部分反BPA的研究人员继续在警告公众，说这种化学品有什么假设的危险。他们试图将BPA暴露与种种疾病联系在一起：从肥胖症到行为障碍再到哮喘和精子数目减少，力图促使政府将BPA分类入“内分泌干扰物质”---天然荷尔蒙的一种潜在的有害模拟物。

某些制造商对这些不实之词做出的反应是让BPA从他们的产品中出局，其时他们已经转向并无把握的、测试得很少的、可能是“可悲的替代物”，例如双酚S。事实上，他们的“无双酚A”标签，确切地说是利用了消费者缺乏化学品及其替代品的安全性的知识。

这种标签已经产生了作用。大多数人不管他对BPA的熟悉程度如何，只是从许多商店中见到的贴有“无双酚A”标签的瓶子上知道这个产品的，它传达了一个明白无误的信息：BPA对健康有害。如果BPA没有毒，那么为什么要从这个产品中排除掉？为什么制造商要兜售这样一个事实？

推动风险意识的更多是这类“逻辑”推理而不是证据。“可悲替代物”的研究说明了，仅仅是“无双酚A”的这一类产品标签就会引导人们如此这般的怀疑它，即使告诉人们在产品中存在替代的化学品，将替代后的产品贴上“无”BPA的标签就会使他们明显的更有可能选择这种替代产品，而不管其模棱两可的表达。

关于BPA的替代品我们知道些什么？它们不仅研究得较少，而且某些激进的科学家现在声称，在斑马鱼的实验模型中，一种常用的替代品具有与BPA相同的作用。此外，替代物也可能不如BPA那样有效。这一点很重要，因为BPA用作罐装物品的内衬有助于防止细菌污染和食物传染的疾病如肉毒中毒，所以排除了BPA就会大大降低我们食品供应的安全性，更不要说生产的成本更高了。

“可悲替代物”研究的结论是触目惊心的：“我们的研究表明，这类【“无BPA”】的标签是一种误导，使得某些人接受一种他们本来可能会拒绝的替代化学品。”

与此相似的一个例子是,食品生产巨无霸通用食品和标杆食品对于他们的标志性产品麦圈和粒状麦片分别进行的诱导，他们得以在他们的产品上标示无“转基因”组分。他们的可悲替代是从他们的产品中去掉了某些附加的维生素，因为不能从那些核准为非转基因的原料来源中获得这些维生素。

类似地，美国两家最大的儿童食品生产商亨氏食品和嘉宝食品，对反技术激进分子的恐吓做出的回应是在他们的产品中转向采用非转基因的组分，即使这些组分在营养上和安全性上不如转基因植物的产品。

譬如可以考虑一下，将一个细菌基因精巧的拼接到商业品种的玉米上制成Bt-玉米，这个细菌基因的蛋白质编码对于米螟虫有毒，但对哺乳动物无毒。转基因玉米能够避开害虫，它也能够减少由害虫带入植株的有毒真菌“镰刀菌”的水平，这进而降低了伏马菌素的水平。伏马菌素是一种强烈而危险的真菌毒物，如果马和猪吃了受它感染的玉米就会导致致命的疾病，它也能够使人得食道癌。

更糟糕的是，嘉伯食品宣布公司将主要使用有机玉米作原料，而有机玉米特别容易受到害虫和细菌的侵害和感染，并使生产成本提高。因为如果没有杀虫剂和其他化学品，玉米生产就将是劳动密集型的，并且每英亩土地的产量也较低。有机玉米可能有高得多的伏马菌素和细菌污染。

这样一来，制造商如果屈从于根据非理性恐慌提出的要求，可能会导致消费者被诱导进行举棋不定的选择，这就是标签虽严格精确却没有告知全部实情的结果。

有时候可悲替代物来自政府匆忙做出的刚愎自用的错误决定。欧盟出于政治考虑而禁止开始于2013年的最先进的杀虫剂-新烟碱就是一个例子。欧洲的农民被迫求助于更老、更毒、效果较差的杀虫剂，主要是拟除虫菊酯，本来基本上已经被出局了。现在农民们正看到害虫啃食庄稼现象的再现。其结果是虫害会导致本年度欧洲油菜收成下降15%.。油菜是欧洲大陆用作食品组分的植物油的主要来源。一个可悲的结果看来是确定的了。

在这个故事中有着重要的功课要学。政府做出决定应该是数据驱动的，制造商和零售商应该抵制激进分子的要求，而依赖科学证据（做决定），以免一不留神就掉入一个泥沼，使得最终结果是消费者不满意，他们的品牌受损害以及可能引发产品诉讼。（在产品诉讼法律中，“如果在设计一个产品本身的过程中有一个内在的缺陷，那么就存在一个设计的缺陷。申诉人要想确立一项设计缺陷的存在，只有当他能够证明有一种假设的替代设计会比原设计更安全，经济可行性与原设计一样，实用性与原设计一样，尽管做了改变但原设计的主要目的仍然可以保留。”对于上面可悲替代物的例子来说，这些情况将是很容易体现出来的。）

最后，消费者对于那些自私的、自封为“消费者保护团体”的说词应该保持健康的怀疑态度。社会的许多阶层共同享有在商场提供选择和做出选择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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