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世界上最常用的除草剂来说，它的替代品并不比草甘膦好到哪去。多年以来，草甘膦的反对者纷纷提出Roundup除草剂中的活性成分对人体健康有害。同时，2015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又将草甘膦定为可能的致癌物，这样一来，就涌现出一批维权人士，他们把该除草剂的生产商孟山都公司告上了法庭，起诉孟山都公司生产的除草剂使他们患了癌症。与此同时，加利福尼亚州在和孟山都公司的官司中胜出一筹，获准可以要求孟山都公司在标签上注明草甘膦的健康风险。

这一切都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在大约10年以前，类似的故事就曾发生在双酚A身上。对消费者来说，整个事件是一个警示故事。为什么呢？尽管生产商很快就对消费者的要求做出回应，很多产品不再使用BPA，但是这些改变并没有使消费者更加安全。双酚A于1891年初次合成，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生产商们才开始用它合成耐用和透明的塑料。经过多年的发展，基于BPA的聚合物被用到了多种塑料制品中，包括水瓶、婴儿奶瓶、食品容器、DVD碟片和隐形眼镜。但后来，一系列新的研究使客户开始质疑BPA的安全性，并要求使用替代品。

当时的研究结果表明，塑料制品中的BPA可迁移到水和食物中，一些科学家曾警告人们说，我们摄入的BPA可能会引起癌症和性早熟。因此，消费者也将BPA告上了法庭，称受到了双酚A的伤害。但和针对孟山都的诉讼不同的是，这次诉讼并没有被搁置，华盛顿、明尼苏达和康涅狄格州都对这种有争议的成分颁布了禁令。

现如今关于BPA的危害性在科学界还没有一致意见：有科学家指出，研究表明即便少量摄入BPA也会对人体造成伤害，但另一些科学家则对由动物实验的研究得出的风险结论表示怀疑，质疑BPA的健康风险是否达到上升到需要司法监管的程度。但当时，为了安抚惊慌失措的消费者，特别是使用婴儿制品的家长，生产商们开始争先恐后地制造一种“不含BPA”的婴幼儿奶瓶。最后发展到已经不需要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出台针对婴儿产品中的BPA禁令了，因为婴儿制品行业已经自动设定了“不含BPA”塑料的新标准了。对消费者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果，对吗？但事实却并非这样。生产商在需要基于双酚A的塑料来生产塑料制品，以确保其耐用性，因此需要一种能达到相同效果的替代品，而不能简单地不再使用BPA。因此，是的，生产商给客户提供的是不含BPA的塑料，但是实际上，他们只是把BPA换成了BPS。BPS又称双酚S，是一种与BPA几乎完全一样的化学品，但BPS却没有经过多少安全测试。今天市场上仍存在大量的不含BPA的塑料，可是消费者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安全。

如今草甘膦又面临与双酚A相同的境地。它被告上了法庭并在加州受到了监管。那么农业化学品企业会像婴儿奶瓶企业一样，迅速拿出一种不含草甘膦的替代品呢？也许会的。一个名为“降毒项目”的组织已经搞出一种“不含草甘膦”的认证，让种植户“证明其产品不含草甘膦这个世界上应用最广的除草剂”。但是，就算农户们不再使用草甘膦了，我们的食品就可以更安全吗？事实不是这样的。正如婴儿奶瓶的生产商需要基于双酚A的塑料使其更耐用一样，农民也需要除草剂控制杂草。不论是常规农作物还是有机农作物，对农民来说，杂草都是农作物的克星。怀俄明大学的科学家Andrew Kniss专门研究杂草控制，他写道：“如果停止使用草甘膦，杂草又不会不再生长，那就需要其他途径去除杂草，那就需要为所做决定付出代价。”所以，就像双酚A一样，如果停止使用草甘膦，他们将会使用其它除草剂，而它的安全性也许并不会比草甘膦更好。”

批评者说的没错，从20世纪80年代起，草甘膦的使用越来越广泛，草甘膦在市场上的火爆也跟其它几种除草剂销售量下滑有关。Matthew Lee Loftus在Credible Hulk的博客上展示了一份图表，显示美国地质调查局出具的数据，图中表明氰草津、甲草胺等除草剂的市场份额在那时开始出现下滑。Lofus认为，草甘膦的市场份额上升“正赶上其他除草剂退出市场，退出的除草剂的毒性大多数远高于草甘膦。”

可是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把草甘膦定为可能的致癌物，这又怎么说呢？好了，先不讨论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分类系统（要知道，国际癌症机构认为加工肉制品也是疑似致癌物），消费者对于致癌物的认识就不一致。比如说酒精就是公认的致癌物，我们也确实在管制酒精摄入，但是似乎从来没有人呼吁过直接禁止杜松子酒和奎宁水。

并不用感到惊讶，公众对监管系统的监管措施也没什么信心。在美国，对化学品的审查和监管过程通常是既拖沓又含糊不清。2015年，欧洲食品安全局对草甘膦所有的证据信息进行了审查，表示不同意国际癌症机构的分类。可就在去年，美国环境保护局在发布一份关于草甘膦的安全报告，称草甘膦不太可能是是致癌物后的几个小时，又莫名奇妙地撤回了这份报告（但是报告最终还是发布了）。

密西根州神经学教授Alison Bernstein研究了环境暴露在帕金森综合症中扮演的角色，他认为对BPA和草甘膦的研究都受到了激进主义的误导。“消费者、科学家和监管者都希望产品更安全，但是当激进主义人士绕过这一进程，不去考虑其他替代品的可能暴露，这可能使新的替代品对人体和环境更不利。”

为了进行更加科学的监管，我们不得不面临一个彻底、漫长而又坎坷的过程。最终，消费者到底能应该承受多大的风险，这个问题非常具有挑战性，科学家往往难以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但对于科学界来说，最好是结束分歧。BPA的案例让我们明白，当我们回避挑战和质疑，选择一种行业驱动的解决方案的时候，其结果并不利于消费者。我们做的是设计让消费者感觉更好，而不是迎合科学的要求。

注：PC BPA China对草甘膦的争议不持任何观点。本文的目的是为表明：由行业驱动去达到采用所谓更安全的替代品，来到达保护消费者的目的是无法如愿的或者是对消费者不利的。

原文链接：https://tonic.vice.com/en_us/article/9k5gn3/removing-glyphosate-from-our-food-wont-make-us-sa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