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署应当首先信任数据，而不是先屈服于反科技激进分子的要求。

“可悲的替代品”对人类健康和自然环境造成了不必要的威胁，这一现象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令人担忧。这种“可悲的替代品”指的是对某种产品实施禁令或施加限制，即使替代品可能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这使人想起一句老话“逃脱小难，更遭大难”。

今天，美国参议院环境和公共工程委员会成员正在起草法规“有毒物质控制法”，来改革国家的化学品法律。他们在工作中应该留意那些与可悲替代品有关的教训。

最近有一项学术研究说明了，产品制造商本身可能让对于产品的不实担忧持续下去，而将消费者推向更大的健康风险。题为“‘可悲替代品’的心理学：消费者对双酚A及其替代品的判断剖析”的一项研究，探讨了产品标签如何影响人们对BPA（该种化学品是许多塑料的组成成分，常用于食品罐内衬树脂，防止细菌污染）相较于其替代品的风险评估。研究报告说，消费者“受到人们关于产品的知识影响较小，而受到了解产品知识的顺序影响较大”。“显然，人们在评估一种将争议与科学证据调和在一起的情况时，似乎将它看成完全没有科学证据那样。”

BPA的安全性继续在辩论，虽然这种争议早就应该停止了。FDA多年来持续进行的研究和反复的评估认为，正常的BPA应用事实上是安全的。欧洲食品监管机构--欧洲食品安全局刚刚发布的一份报告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EFSA对双酚A（BPA）的暴露和毒性的全面再评估得出结论为：在目前的暴露水平下，BPA对任何年龄段的消费者（包括未出生的胎儿，婴儿，和青少年）都不构成健康风险。来自饮食或其他组合暴露源（饮食，灰尘，化妆品，和热敏纸）的暴露量大大低于安全水平。

文章的标题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BPA经常被其他一些研究得较少、对健康影响更为不确定的化学物质所替代。这样，预期替代品可能还不如BPA。在BPA的情况下，如果金属罐内衬的替代树脂性能不像BPA材料那么好，我们将会看到更多的人因致命细菌而患病，如肉毒杆菌中毒。

这将是一种可悲的替代，因为替代材料可能被证实比它所替代掉的材料性能差。这项研究的结论是惊人的：“我们的发现表明，诸如[“不含双酚A”的标签是一种误导，会导致某些人接受他们本来会拒绝的替代化学品。”

通用磨坊公司和Post食品公司给了我们另一个“可悲的替代品”的例子。这些食品生产商巨头向激进分子的要求屈服，更改招牌产品麦圈和葡萄坚果麦片的配方。如此一来，制造商就能将产品贴上不含“转基因”成分的标签。这一可悲的替代配方从产品中去掉了某些附加的维生素，因为被核准为非转基因产品中是得不到这些维生素的。

因此，食品生产商试图满足已经感觉到的消费者需求，却提供了质次价高的产品--质量差在于营养物质减少。

与此相似，两家美国最大的婴儿食品生产商，亨氏和嘉宝，同样屈服于反科技激进分子的胁迫，将产品更换为非转基因成分--即使这些配方相较转基因作物的营养成分低、安全性小。

为什么这些产品的安全性更低？以“Bt玉米为例，这种玉米通过将细菌基因拼接入商业玉米品种而成，这种编码细菌基因对玉米螟害虫有蛋白毒性，而对哺乳动物无毒。因为这种转基因玉米能抵御害虫，所以也就降低了镰刀菌的水平，镰刀菌是一种通过昆虫传染到植物的有毒真菌。这进而降低了伏马菌素的水平，伏马菌素是一种强力而危险的真菌毒素，可以导致进食带菌玉米的马和猪患上致命的疾病，也会造成人类流产和罹患食道癌。

因此将转基因玉米用于食品加工降低了最终产品中有害水平的伏马菌素的可能性。但仅仅因为反生物科技极端分子的要求，亨氏、嘉宝，以及其他公司（包括本周加入的Chipotle公司）--已经选择放弃这种比较健康和安全的基因改良食物源产品。更糟糕的是，嘉宝宣布将主要使用有机玉米，有机玉米特别容易遭受昆虫和细菌的感染。但不使用杀虫剂和其他化学品种植玉米属于劳动密集型并且每英亩的产量较低，因此生产成本将增加。有机玉米将可能有多得多的伏马菌素和细菌污染。

制造商屈从于源自非理性恐惧的要求时，消费者很可能被诱导而做出无把握的选择--他们在阅读商品的标签后评估该产品，标签虽然严格准确，但并未告知全部实情。

有时这种无把握的选择是由“机构消费者”而不是个人做出的，。例如DEHP，邻苯二甲酸二异辛酯，属于邻苯二甲酸盐一类的化学品。2008年，国会禁止DEHP的含量超过0.1%的玩具。激进分子对DEHP风险的大肆宣传也使得医疗界寻求像血袋那样的至关重要产品的替代品，尽管这种化学品在医学中的应用非常宝贵，而且由其暴露造成的风险也是微不足道的。正如一位研究者在某个医学期刊上所说的，“可是，对于RBCs[红细胞]来说，几乎没有令人放心的替代品能像DEHP那样提供对红血球细胞的保护性能，使红细胞能长期储存而不变质。”令人悲哀的现实是，我们的血液供应可能因为对这些宝贵化学品风险的误传和炒作而处于危险中。监管部门不应依据薄弱的科学依据和毫无事实依据的风险主张行事，这样会助长这种危言耸听的现象蔓延。

有时可悲的替代更直接的来自于政府作出仓促、刚愎自用的决策。例如欧盟在政治压力下设立了一个从2013年十二月开始的为期两年的禁令，禁止称为新烟碱的一类杀虫剂。此项禁令迫使欧洲农民求助于老旧的、毒性较大而效果较差的杀虫剂（主要是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已基本被淘汰），农民们正目睹昆虫掠食庄稼的现象死灰复燃。结果是虫害可能导致今年的欧洲卡诺拉油菜籽收成下降15%，而油菜是欧洲大陆植物油的主要来源，常用于食品配料和生物柴油。

如果国会通过了对有毒物质控制法（TSCA）的误导性的改革，就可能造成更多诸如此类的结果。有毒物质控制法是极少数编纂成书的法律之一，它要求监管机构考虑替代品造成的影响。在有毒物质控制法中“过度的风险”的标准下，当一种化学品构成“对人类健康或环境的过度风险”时，美国环境保护局可进行管控。这包括要求环保局应用“麻烦最小的要求”原则来满足其目标。为了确定“麻烦最小”的方法，环保局必须考虑该物质暴露对人类和环境的影响，被监管产品的益处，适当的替代品的供应，以及造成的经济后果。

这个合理的标准已经防止了环保局做出一些可悲的决定。在一个案例中，一家联邦法院停止了一项1989年的有毒化学品控制法案，该法案禁止在汽车刹车系统和其他产品中使用石棉。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对防蚀设备公司诉环保局案的解释为：

我们不能忽视的是环保局未能研究非石棉制动器对汽车安全性的影响，尽管有可靠证据表明，非石棉刹车器将会显著增加高速公路死亡事故的数目，而且环保局也未能评估可能的刹车替代品的毒性。环保局热衷于禁用石棉，只有草率仓促的研究，不能忽视替代品实际上可能增加死亡事故的可靠的争辩意见。

环保局的禁令不仅可能增加道路死亡事故；它也不大可能产生效益。在1980年代，石棉的暴露和使用已经受到职业安全与卫生管理局的监管，环境保护局也有其他法规确保这些物质的安全管理。此外，因为美国科学与卫生委员会对于细节的研究，用于制动器的石棉类型（温石棉）在适当管理的情况下，其造成的风险是微不足道的。石棉引起的职业病来源于角闪石纤维，而角闪石纤维并没有用在在刹车器里面。

立法者应该明白，最好能够确保环保局避免通过那些可能会杀死人的规则。在最近的国会听证会上，许多议员为事故死亡者哀悼，而不是称赞有毒物质控制法案的过度风险标准。相反，他们似乎主张对有毒物质控制法案进行“改革”，免除对环保局应用“麻烦最小”规则的要求，以免为更为短视和有潜在危险性的规则打开大门。

在有毒物质控制法听证会上讨论的潜在对象中包括救生阻燃化学品，如用于家具的阻燃品。虽然与这些产品相关的风险很大程度上只是理论性的，然而火灾风险却是真实和实质性的。根据国家消防协会的说法，2013年在美国发生了超过120万起火灾，造成3240人死亡，近16000人受伤，以及115亿美元的损失。有大量证据表明，阻燃剂可以防止和延缓火灾，给人们更多的逃生时间。因为制造商被迫放弃最有效的阻燃剂，这可悲的结果很可能造成更多与火灾相关的伤亡。

在这些例子中有着重要的教训。政府做出的决定应当是数据推动的，制造商和零售商应该抵制激进分子的要求，坚定的依靠科学证据，以免失足陷入潜在客户不满意的泥潭中，损害自己的品牌，承担潜在的产品责任。（在产品责任法中，根据法律信息研究所的说法，“如果在产品本身的设计中有先天的缺陷，就存在设计缺陷……如果原告能够证明有一个假设的替代设计方案能够比原设计更安全，经济上与原设计同样可行，与原设计有同样的可操作性，他就能够举证设计存在缺陷。”

虽然学者们承认产品替代存在相关的潜在风险，但激进分子渐渐破坏某些技术的努力还在市场和政府两个方面获得立足点。除非我们保持对这些自私、自命为“消费者代言人”的主张保持一种健康的怀疑态度，要不然我们将继续遭受可悲结局之苦。

HenryI.Miller，内科医生和分子生物学家，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科学哲学和公共政策的RobertWesson研究员。他是FDA的生物技术办公室的创始主任。AngelaLogomasini博士，是环境风险、监管和企业竞争消费自由协会的资深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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